联邦司法中心的法定任务是发布报告、实施并推进报告的研究和发展，以提高司法行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领导党，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先进党和变革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立宪，同时在宪法中确认和规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党导民主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通过宪法。
12.［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领导-管理型法治理论，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特殊地位。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自治型法治也就拥有了话语霸权，人们自然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自治型法治模式，似乎只有这一种法治模式可以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性、先进性和变革性要求社会主义法治遵循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
同一级别的干部中，党员干部遵守的党规国法更严。十五大最初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并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12]实证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较为一致，强调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对于推动自然科学进步具有巨大方法论意义，对于社会学科也有很大意义。
当今国际社会，尽管不时存在着摩擦、矛盾乃至冲突，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基本主题依然没有变。[24] 陈金钊：《‘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62] [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如前所述，中国法理学通过回归法理完成自我重塑，不断增强自身解释力、整合力与批判力等，将会对中国整个法学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即便是诸如宪法学、刑法学乃至民法学等部门法学的教材，也不应该、不可能回避中国特有的国情。刑法则是调整因犯罪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方法是最为严厉的刑罚。
这样才能解决目前中国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相互脱节、两张皮问题。就连法教义学也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困境，需要不断发展，试图通过诠释学循环的结构，为科学面向的法教义学和经验、实用面向的法教义学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沟通交流机制。而在部门法学那里，制定法意义上的权利一定是和义务共同作用才能发挥其功能的，所以权利与义务两者处于同一层面，两者之间具有数量上等值、功能上互补等关系[36]。宗教各教派之间、教徒之间虽然也会有论辩，但只是在具体的问题上，而其对所属宗教的基本教义还是有基本的认同和共识的。
中国法学 近年来，对于法理和法理学的关注成为了我国法学界广为关注的重要论题。法理的范畴体系，应当是区别于法或法律，是由其基石范畴、中心范畴、基本范畴组成的系统的范畴体系。法理思维既不同于法律思维，也不同于法治思维，而是超越两者的一种更一般性思维，为两者提供更抽象、更是深邃的方法论。因此，法理学范畴体系及研究范式的研究可以培养新兴部门法学对自我范畴体系和范式研究的意识，提升其获得独立部门法和部门法学的学科地位的能力，乃至催生部门法学研究范式的新突破[66]。
注释： [1]徐爱国：《中国法理学的死亡》，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6]可以说，以约翰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为开端的法律实证主义成为近两百年来西方法理学的主要流派。
从作为全球结构中的当下中国来看，我们与处理各种国际问题、解决各类纠纷及争端、在国际社会获得话语权与主动权，无不需要用法律思维尤其是法理思维未来武装我们自己，提高自我的水平和能力。由此，本文认为，法理作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的基石范畴可能是正义，法律哲学是探讨正义的学说，其两项根本问题是：其一，什么是正当法？以及其二，我们如何认识及实现正当法？[39]。
使法理回归法理学，通过理性逻辑的说理和论证使法理学凸显出其自身的特性有优势，不仅使其成为一种新范式，还使其成为我们探寻问题、解释问题、推进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由此，在法治社会发育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无须在法学院设立一门具有现代启蒙的课程。从其在德国的学术渊源看，不论是罗马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还是德国历史法学派的普赫塔，或是从概念法学转向到社会法学的耶林等，无不是法理学或法哲学大家。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的合作、共享，而不是对抗和争斗。在东方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佛教则通过正见、正思、正业、正命、正勤、正定、正念、正知此八正道来引导人的思想意识，教导和指引人们去做正当的事，做有正见、正信、正业等公平正直的人[50]。这些处于灰色或模糊地带的问题往往就是我们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
这与部门法研究不太一样。自西汉始，中国逐渐形成了儒法融合，儒释道合一的特征，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及中央集权的，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以强调忠、孝为鲜明特征的正义观。
在本文看来，两者之争其实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而且这种称谓也不严谨。对于宗教而言，其教徒对其教义常常不是通过经验世界的方式来获得认同，而是通过启示、感悟或顿悟性形成对超验世界的认同，进而达到内心对其信仰的虔诚。
只有法律，不论是宗教的、道德的、还是习俗的，只要是进入了法律的门槛，成为了法律的必要部分，其实际作用的发挥就会遵循公开而透明的说理程序而展开。针对南海争端，尽管错综复杂，除了运用行政力量等方式外，还应当学会运用法理来赢取正当性依据和话语权。
第二，法理学的基石范畴既可以将整个中国法学统合起来的，又在其下进一步深入探究自身的次级范畴体系。我们知道，法治的实质是良法善治，它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还是指导原则、行为方式和文化传统，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社会学科中，不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经济学，都是以揭示、解释及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只不过不同的学科那里所关注的对象以及采取的角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我国相关部门积极主动通过法理去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国际争端和问题的意识还没很好地建立起来，法理思维还没很好地真正形成并运用。
如果从教材的角度看，多元化教材的存在更有利于师生针对不同群体的合适选择。有此，法理学自然将部门法学领域的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将其作为自己的关注和研究对象。
而以法律和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自然也以讲道理为其特征。[46] 三国魏曹植《七启》。
如前所述，如果法理学的基石范畴是正义的话，那么对于各部门法学而言，其主要的使命则是阐释正义在其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我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探索具体体现的正义的制度化体系的构建与适用。[44]多指经史的注疏，如唐代孔颖达等有《五经正义》。
民商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上述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在西方，古希腊神话、文学作品就充满了关于正义的故事和生活哲理，公正和正义不仅是凡人而且是众神都尊重的原则。由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学者认同并尊重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现实事实。符合此类精神和原则的，则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
由此，法理应该成为法理学的新范式。[41] 前注12，严存生书，第19-42页。
不过，此文对于 法理应当如何成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以使法理回归法理学的讨论尚不够充分和清晰。[22] 前注15，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文。
人权虽然是一个重要领域和问题，但同样缺乏一般性和普遍性，无法作为一个最具概括性的概念统领整个法理学和法学。[54] 前注25，邓正来书，第44-45页。
